昨天诺奖颁奖了，日本的本庶佑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此，新世纪以来已有18位获奖时为日本国籍的日本人获诺奖。算下来，离2001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实现大半。日本已毫无争议的成为除欧美外，获诺奖最多的国家。而我国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国籍获奖的、有科技含量的获奖就只有屠呦呦一人了。

如果从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来看，我国肯定不弱。参与科研的人员数量，闭着眼睛数，都知道不少，毕竟我国人口基数摆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了？我就培养机制和择题谈点个人的体会。

一、慢养

总结起来，教育跑得有点太快了。家长着急、老师着急、学生着急。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慢功出细活。可是，什么时候能让你慢呢？

从小学择校开始，幼升小的压力就开始推着大家往前跑了，不然如何能让小朋友进得了好的小学？还有中考、高考。家长们分享的经验简单来说，就是提前学，恨不得初二就把高中的知识点全学完，这样才能轻松应对能帮助自招加分的各种杯赛。道理跟打游戏一样，你练到17级后，想去打个10级的怪，那还不是随便秒杀！

 

为什么呢？虽然国内的大学学校不少，名校还是少，能在QS、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进前100的就更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挤进去，你只能跑了。这是中小学的现实。

进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了，似乎能喘口气了。可是，还得跟着导师继续跑，因为科研评估体系决定了。人工智能方向的呢，不用像以前那样，需要导师使劲推才肯跑了。因为市场决定了，好的论文的数量对年薪的影响那可是线性增长的。

日本有没有补习班呢？我得说有的。东方人的基因似乎决定了，大家都喜欢上课后补习班。但是，像我国这样泛补习班、泛提前学的情况应该还是没有。而慢却是他们有的特色之一。

 

我曾去过日本京都的银阁寺，对寺库里清洁工有镊子捡树丛中的垃圾、用毛笔大小的刷子清理下水井边上的灰尘深有印象。这种极致的慢，也许是造就京都出奇干净的原因之一。日本的诺奖中也有类似的情况。2002年获奖的田中耕一毕业后在岛津制作所工作，被迫从本科时的电气工程专业转到化学，默默地做着底层研究员。因为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的结果，发明了“软激光脱着法”，让使用质谱分析法分析生物大分子成为可能。而他的成果是2年后的1987年，28岁的他才第一次在分子质量测定的会议口头报告了发现，第二年才在欧洲一家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成了诺奖种子的关键性学术论文，这也是一种极致的慢。

 

为什么能慢呢？ 因为急不来。如果我们还在发展中，那么首要解决的还是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来看，科研的水平与平均生活水平是等价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以财富的多寡来评价人生的价值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慢下来、投身做些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创新。

二、自由而无用

在复旦待了十五年有余了，对复旦的校训深有体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比起校训，更常用来描述复旦的一句是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关于自由而无用，似乎有多种权释。2010年初，新闻系校友李泓冰认为：“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

而从科研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复旦造就的“自由而无用”是指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可以做些目前无用的研究方向。这两点对于创新都很重要。

 

因为可以自由选择科研方向，所以做的研究才容易产生大开脑洞的奇思怪想。而无用的意义在于前瞻性。对于学校而言，有很多研究成果是有条件完成产学研转换的。但是，以科研为主的老师并不见得能有多少时间和能力来实现转换。虽然思路有了，核心技术也有了，但产业化的路上需要做更多的技术活，需要做更精细的调参，一如现在人工智能正火的深度学习。但这些活，并不见得能在科研创新上产生更大的价值，却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许，我们鼓励一些不善长这些活的科研人员做些具有前瞻性的、无用的研究方向会更好。

但是，大的创新往往需要的是达摩面壁十年的那份坚持，才能有那种可能率先被提出、可以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原创性成果。

 

而人的时间与空间往往又是一个平衡体。有首歌的歌词是这么唱的：“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如果现有的科研评估体系能够让科学工作者慢下来，不用过多的参加各种会议、忙于申请可提供科研保障的项目、发表太多短平快的“高质量”论文，也许诺奖就指日可待了。

改一句臧天朔2001年为国足10强赛出线(后进入世界杯)写的《我们等待那一天》的歌词作为结尾：

我们等待那一天，慢下来的那一天。

我们等待那一天，无用的那一天。